弄清什么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连载三)
三、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的最初探索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王震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材料中赞成“厦门岛、鼓浪屿和海南岛为自由港经济特区”，让海南开始做上“自由港梦”；而此后不久，从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任上南下履新的习近平，则是在厦门脚踏实地探索建设“自由港型经济特区”，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的最初探索。而这，正是海南今天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雏形。
（一）成立“战略办”编制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1985年6月29日，国务院批复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报审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报告》，批准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全岛，并在该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而此前的1980 年10 月7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福建省在厦门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建经济特区，主要是搞出口加工。
就在国务院批复厦门可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半个月前，习近平到厦门市任副市长兼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此后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者、开拓者、建设者。他在厦门对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编制《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来进行的。
为什么要制定厦门的发展战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邓小平在厦门题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那么怎样落实邓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厦门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一些？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做出回答。二是厦门特区最初虽然也叫“特区”，但只有2.5平方公里，实际上是个“出口加工区”，在扩大到厦门全岛131平方公里后，厦门特区才由出口加工区转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这样的重大转变就意味着要组织调查研究，重新谋划厦门的发展。三是厦门特区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是当时自由港在全国都是个新生事物，除了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这“三个自由”外，人们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所知甚少，至于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更是都不清楚。这就更需要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对策措施。
基于这样的原因，习近平向市委、市政府建议组织一班人对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进行研究，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制定一个发展战略来指导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1986年8月，厦门市委、市政府同意习近平的建议，决定成立“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从市计委抽调计划处和综合处两个处的人马到市科技馆办公，由习近平主抓。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由市计委一位副主任兼任。
我们国家也好，厦门也好，一直都搞国民经济计划，比如“五年计划”及年度计划等，但都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规划，而且当时特区初兴，也少有人去关注和制定发展战略。因此，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后来就回忆说，习近平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习近平对这个“战略办”也情有独钟。后来每次到厦门，他都会问起“战略办”的情况。比起“计委”，他更喜欢叫“战略办”。他说叫“战略办”更亲切一点，因为这是他亲自抓的。
（二）请教北京专家与考察新加坡
因为没有制定发展战略的经验，所以习近平带领相关人员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他们登门拜访中顾委委员、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教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把他们在厦门搞发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都表示支持。后来董辅礽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跟厦门合作开展自由港研究。
习近平当时组织了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并从厦门市抽调了十几个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总共100多人，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共同编制完成了《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他们围绕“加强对台的联系、促进祖国统一”和“逐步实施自由港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两个基本战略思想进行研究。
为了借鉴国际上自由港的经验，深化对“逐步实施自由港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问题的研究，1987 年4 月，习近平带领课题组到新加坡考察。他说：“我们借鉴国际上的自由港的经验，我带队去了新加坡等地学习这方面的经验，专门带课题组去，但我们没有完全参照新加坡的自由港模式，实际上我们探索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回来后，习近平就跟大家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成员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
习近平在厦门时还亲自主持召开了“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厦门国际研讨会。1987年7 月中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在厦门联合召开“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厦门国际研讨会，听取国内外专家对《厦门经济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构想》的意见。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的专家在会上介绍世界上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发展情况，与会专家教授对厦门自由港研究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对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济背景、一般经验及其在厦门的运用问题， 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比如提出“在厦门实行自由港政策不能限于发展转运贸易”及“自由港政策的重点应是用于发展出口工业”，“厦门经济发展应选择什么模式？应主要参照新加坡、香港模式。当然， 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 而是要找出最佳方案。”这个在国内首次举办的这方面的国际性研讨会，为厦门积累了相关的国际资料和数据，也让人进一步认识了自由港。
编制《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着重研究了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21个专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报告。这21个专题都是习近平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专题是在全国首次提出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一是《厦门经济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构想》（课题承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自由港研究》课题组）；二是《厦门经济特区近中期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方案》（即建象屿保税区的方案，课题承担单位：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三是《厦门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地位作用及前景研究》（课题承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四是《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课题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厦门市计划委员会）。
由习近平及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罗季荣、厦门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3人担任主编，鹭江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的《1985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习近平主抓“战略办”工作的重要成果，这也是我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有些改革在全国还是率先提出的，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至今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也被认为是习近平对厦门的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三）厦门“一个模式，两次转型”发展战略
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把习近平的要求都体现到《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报告中。这个总报告体现了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设想， 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在战略指导思想方面，报告确立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力争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为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根据这样的战略指导思想，报告提出厦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实行‘一个模式，两次转型’的战略，即近中期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逐步完成经济的外向型转化，然后再向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经济模式发展。”这是富有创造性而又切合厦门实际的发展战略。
第二，在发展模式方面，因为厦门经济特区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以“我们选择的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是：到200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经济特区”。这一发展模式应具有的一个基本特色是：“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实行货物进出自由、生产经营自由、金融活动自由和人员流动自由，形成具有国际自由港特征的经济活动环境。”
第三，在战略目标方面，报告根据由厦门特区所处的战略地位确定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既定的发展模式，提出实现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分两步走，此战略目标是：“到1995年，建成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使厦门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地，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桥梁，振兴东南地区经济的中心城市。到2000 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内，建立具有国际自由港某些特征的经济体系和机制系统，逐步向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经济特区过渡，使厦门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环境优美，城市功能较为齐全，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海港风景城市。”
第四，在发展阶段方面，考虑到发展模式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我们根据‘一个模式，两次转型’的发展战略，将这一过程大体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86—1995年），基本任务是实现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型；第二阶段（1996—2000年），基本任务是进一步提高特区经济的外向程度，建立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经济特区。
第五，在战略重点方面，确定三个带有全面性意义的战略重点：一是扩大对外开放，抓紧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二是发展对台关系，加强对台工作基地的建设；三是改造传统工业，为特区实现经济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铺平道路。就抓紧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而言，报告中指出中央同意厦门经济特区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是厦门对外开放的政策优势，是带动厦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关键，必须用足用活用好。
报告提出，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必须抓紧三个方面：一是在货物进出方面，通过建立保税仓库和保税工厂，逐步形成免税区，开展保税业务，促进转口贸易和对外贸易的较大发展；二是在金融活动方面，逐步放宽外汇管理，建立灵活的对外资金融通关系，并在适当的时候逐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实现资金流动进出的相对自由；三是在人员进出方面，由特区审批国外人员和特区人员出入境，简化审批手续，并享有国际旅游组团权和签证权，实现人员自由往来。通过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给予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和经营方面更多的优惠和便利。
报告强调，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应遵循梯度推进原则，即根据厦门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在政策的实施范围和程度上逐步扩大和深化。在起步阶段，可先在一定的区域建立免税区、免税商店及内外产销双方直接见面的开放型市场等，并逐步向自由贸易区、自由工业区和自由金融区过渡。对于岛内大部分区域来说，则应遵循保护、促进本地工业发展的原则，并视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情况，在不同时期，确定进入全岛的免税商品的范围和税率，最后达成全岛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
《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报告还从体制改革、城市建设、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人才、开拓国际市场、资金等七方面，提出战略实施对策。
（四）厦门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三阶段+双梯度”构想
在习近平的主持下，厦门没有完全参照新加坡的自由港模式，而是立足厦门自身的实际条件，采取“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的发展策略，提出了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三阶段+双梯度”的具体构想。这体现在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专题研究报告《厦门经济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构想》中，主要内容如下：
厦门自由港的发展目标模式，应确立为:“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的发展策略，争取在本世纪末形成一个‘建立在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基础上的双梯度、多功能的自由港’，使之成为我国东南地区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基地或中心、成为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桥梁和通道、成为行政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地，为发展东南地区经济、促进祖国统一作出积极而又特殊的贡献。”
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三个阶段。即在原有经济特区基础上，采用渐进式方针，分三步走，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逐步提高开放的档次。第一步是建立和完善位于湖里东渡港区一带的保税仓库区，开展转口贸易；第二步是以自由贸易区（具体讲是中转贸易区）替代保税仓库区，也可以将保税仓库区升级为自由贸易区，扩大转口贸易,增加业务活动内容；第三步才是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第二，双梯度。即从开始到最终建成，都采取双梯度开放的格局。第一阶段是小范围的保税仓库区和全岛经济特区两个梯度；第二阶段是基本上完全开放但管理严格的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两个梯度；第三阶段是自由贸易区和有限度开放的全岛自由港。采用双梯度开放格局，一方面可以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起到贸易保护的作用，体现中央批复中“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中的“某些”的要求。对比积极不干预的自由港政策，厦门自由港只是有选择地实行这种政策中的某些政策。
第三，多功能。到目标期（实现）时，厦门将形成一个宏观调控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殊市场经济结构。与此相适应，行政与经济管理体制具有内部相对统一和外部相对独立的特点。届时，厦门将是一个兼有自由贸易区、自由工业区、自由金融区和自由旅游区特色的多功能海港城市。
“厦门自由港模式的基本构想”中还提出“阶段特征和配套条件”，分别是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0年），第二阶段（1991—1999年），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
厦门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三阶段+双梯度”构想，旨在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这是非常科学缜密的谋划。
最初厦门特区划定面积仅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的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些，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阶段”（即分三步走）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不断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也就是说，“三阶段”的梯度演变模式是：保税仓库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
厦门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应遵循梯度推进原则，即根据厦门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在政策的实施范围和程度上逐步扩大和深化。根据这种理念，采取梯度推进、逐步推大这种渐进式的战略，是符合厦门实际的，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推进格局。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由贸易区和有限度开放的全岛自由港的双梯度。这种“双梯度”的三次推进格式是：保税仓库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当时设计采用这种双梯度开放格局，是考虑到一方面可以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起到贸易保护的作用，体现中央批复中“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中的“某些”的要求。
“多功能”其实也是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定位，而今天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定位是“三区一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三阶段+双梯度”的建设自由港模式，“是对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的最初探索，在全国都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当年参与这项研究的相关人士评价）。厦门成为这套构想最直接的受益者。此后，厦门经济特区实现了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区港联动、保税港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迭代升级，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
（五）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雏形
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在厦门探索建设“自由港型经济特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是今天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雏形，是实践原点、历史起点。
第一，从探索建设“自由港”的时代背景看，习近平当时主持研究厦门经济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构想，其背景是贯彻落实邓小平在厦门提出“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要求，以及国务院批复《关于报审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报告》的精神。而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把海南更好地发展起来，其重要背景也就是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的谈话精神。他在“4·13”重要讲话中强调：“党中央从决定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开始，就决心把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如果海南岛更好发展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有说服力，更能够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从“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到“海南岛更好发展起来”，在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新时代的海南正坚定走向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加快建成美好新海南的新征程。
第二，从制定“自由港”的发展战略目标看，使厦门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环境优美、城市功能较为齐全、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海港风景城市，与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目标是一致的。习近平主持制定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分两步走：到1995年，建成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使厦门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地，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桥梁，振兴东南地区经济的中心城市。到2000 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内，建立具有国际自由港某些特征的经济体系和机制系统，逐步向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经济特区过渡，使厦门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环境优美、城市功能较为齐全、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海港风景城市。而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海南提出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的号召。在“4·13”重要讲话中，他又提出海南要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中央12号文件规划了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宏大目标：到2020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到202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列。
第三，从探索建设“自由港”的指导思想看，习近平从新加坡考察回来后，就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成员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这样的宏大愿望，今天得以在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实施、加快推进，是令人奋进的昭示。说到底，“中国特色”就是学习、借鉴、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经验，走自己的自由贸易港发展道路。这里要特别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意识非常强，无论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在中央工作，一直是这样，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这也体现在他主持编制的《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在厦门与他共事过的同志回忆说，习近平同志发展经济的理念很开放，但把握一点：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对“战略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发展战略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由于有这样旗帜鲜明的指导思想，习近平主持编制的《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报告提出，“力争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这里的特征是自由港，但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区”。从这点看，今天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的简称——落脚点是“自由贸易港”，但前置条件是“中国特色”。中央组织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海南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方案》，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概念，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概念。
第四，从对“自由港”的开放形态认识看，习近平在厦门时就看到“自由港是开放度最高的一种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在自由贸易区的几种形式中，属于开放度最高、容纳层次最多、内容最为复杂从而要求条件最为严格的一种自由贸易区”。30多年后，他在“4·13”重要讲话中又这样深刻阐述：“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他在厦门时看到新加坡、香港是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两个自由区（香港原为英国殖民地，于1842年辟为自由港；新加坡于1819年辟为自由港，当时也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如今，世界上最出色的自由港名单上除了当时的新加坡、香港，又加上了一个阿联酋迪拜港自由港区，而该自由港区正好就是习近平南下那年（1985年）成为自由港的。
第五，从实施“自由港”的战略模式看，习近平从厦门实际出发确立了“一个模式，两次转型”的战略，即“近中期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逐步完成经济的外向型转化，然后再向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经济模式发展”。这样的战略思想与语言表述，今天读来还倍感亲切，因为从中央发布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这种思想与语言。今天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如果套用当年厦门的“一个模式，两次转型”战略概括，那就是“两个模式，一次转型”，即2018年开始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两个模式同时进行，到2020年“一次转型”为自由贸易港。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发〔2018〕34号）中明确，到2020年，努力建成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试验区，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打好坚实基础。如此看来，今天海南“两个模式，一次转型”的设计，与厦门当初“一个模式，两次转型”的战略设计，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年厦门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确立“一个模式，两次转型”发展战略的，主要是基于梯度推进原则，也就是“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应遵循梯度推进原则，即根据厦门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在政策的实施范围和程度上逐步扩大和深化”。同样，“两个模式，一次转型”也是非常符合海南实际的战略设计。海南是在欠发达的省情基础上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开展自由贸易基本的“基础设施”都不具备，因此客观上要求建设自由贸易港必须“逐步探索、稳步推进”，用“分步骤、分阶段”的办法建立起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第六，从探索建设“自由港”的实施步骤看，习近平当年在厦门没有完全参照新加坡的自由港模式，而是立足厦门自身的实际条件，采取“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的发展策略，提出了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三阶段+双梯度”的具体构想。“三阶段+双梯度”的科学构想及从实际出发的设计理念，也应是今天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的思想来源与实践来源。由此也可看出习近平总书记谋划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思想脉络，是如此的坚实而稳健。建设自由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厦门探索建设自由港采用“分阶段、分区域”模式，而海南是“分步骤、分阶段”模式，因为海南现在是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所以就不必再分区域。中央12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突出特色的原则，第一步，在海南全境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赋予其现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第二步，探索实行符合海南发展定位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同时，具体规划了到2020年、202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2049年）的四步走发展目标。其中，到2020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到202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列；到本世纪中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高度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从这些发展目标看，是通过“两步骤+四阶段”来实现建成以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来定义的美好新海南的目标。而当年厦门的目标是到2000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内，建立具有国际自由港某些特征的经济体系和机制系统，逐步向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经济特区过渡，使厦门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环境优美、城市功能较为齐全、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海港风景城市。海南如果单纯就自由贸易港建设而论，则是“两步骤+三阶段”，“三阶段”即到2020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到202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内容来自海南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出版的《弄清什么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往期精彩回顾
第四，从对“自由港”的开放形态认识看，习近平在厦门时就看到“自由港是开放度最高的一种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在自由贸易区的几种形式中，属于开放度最高、容纳层次最多、内容最为复杂从而要求条件最为严格的一种自由贸易区”。30多年后，他在“4·13”重要讲话中又这样深刻阐述：“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他在厦门时看到新加坡、香港是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两个自由区（香港原为英国殖民地，于1842年辟为自由港；新加坡于1819年辟为自由港，当时也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如今，世界上最出色的自由港名单上除了当时的新加坡、香港，又加上了一个阿联酋迪拜港自由港区，而该自由港区正好就是习近平南下那年（1985年）成为自由港的。
第五，从实施“自由港”的战略模式看，习近平从厦门实际出发确立了“一个模式，两次转型”的战略，即“近中期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逐步完成经济的外向型转化，然后再向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经济模式发展”。这样的战略思想与语言表述，今天读来还倍感亲切，因为从中央发布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这种思想与语言。今天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如果套用当年厦门的“一个模式，两次转型”战略概括，那就是“两个模式，一次转型”，即2018年开始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两个模式同时进行，到2020年“一次转型”为自由贸易港。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发〔2018〕34号）中明确，到2020年，努力建成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试验区，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打好坚实基础。如此看来，今天海南“两个模式，一次转型”的设计，与厦门当初“一个模式，两次转型”的战略设计，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年厦门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确立“一个模式，两次转型”发展战略的，主要是基于梯度推进原则，也就是“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应遵循梯度推进原则，即根据厦门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在政策的实施范围和程度上逐步扩大和深化”。同样，“两个模式，一次转型”也是非常符合海南实际的战略设计。海